只上谁不是一边装逼一边苦逼的活着曲佑良临沂林少兴黄鸿升神木与瞳z

谁不是一边装逼，一边苦逼的活着？

导语：

这是一个导演的真实故事。

在筹备《教室的那一间》的时候，我和制片人决定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投资这部戏。为了省钱，我和制片人只租了一间卧室。就这样，我俩洪俊扬同床共枕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有天晚上我们工作完躺在床上，我问他，要是以后有钱了，你最想干嘛？他沉思后说，要是以后有钱了，最想换一张大点的床，这样，咱俩睡起来就没现在这么挤了，一定会很舒服。

我全身一紧，有点懵逼，问他，有钱了难道不该换个两居室吗？制片人恍然大悟，跟我说，哎，跟你睡了这么久，都睡习惯了，还以为要一直这么睡下去，都没反应过来…..

2014年，刚大学毕业的我拿着一堆奖状，信心满满的来北京找工作，找了三个月没找到。找到了上海的一家制作公司。

公司的导演问我对薪资有什么要求？我说自己刚毕业，学习阶段，对薪资没有要求，够吃够住就行。一周后导演给我打，说给我安排了公司的宿舍。问我平时吃饭的标准是什么，我想应该跟在学校差不多。说一天30块吧，够够的了。导演也很实在，痛快的给我开了一个月1000块的工资，在上海。我掐指一算，还多出一百块，还能交话费什么的。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只能在沙县小吃里吃饭，一天三顿。我一进门服务员就知道我要点啥。公司的同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沙县小王子”，这是我人生中和“王子”这个词最接近的时候。

有次公司邀请两次获得金马奖的一位导演来拍广告，我也很喜欢这个导演。老板忙，让我接待一下导演，带导演吃点好吃的。我想都没想就把导演带进了沙县小吃，点了最贵的套餐，平时我都舍不得吃的那种，我吃的特别开心，但是导演的脸色不太好。

明明进饭店前聊的挺开心的啊，难道是导演嫌弃不够丰盛？我又加了卤鸡蛋，豆腐干，海带汤……最后大概吃了有将近一百块，我内心窃喜了很久，跟着导演吃了一顿奢侈的午饭。

我不是什么名校毕业，为了在公司留下来，只能加倍的努力，每天工作到凌晨3，4点，然后回去睡觉，中午11点左右起来进公司继续干。公司宿舍就在公司斜对面，我真的三个月没有离开过那条街。有一天我走到徐家汇，惊呆了，原来上海居然有这么宽的街道，这么繁华？

某天，公司导演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炳祺呀，你进公司到现在表现不错，所有有个重要的任务给你，你知道咱们接下来要拍一个古天乐的微电影。我心想，天啊，我还只是个实习生啊，不是直接要我做执行导演，副导演了吧？难不成直接让我做导演？妈呀！

然后导演跟我说，派我去给古天乐的生活助理做助理，跟我强调了半个多小时这个工作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每天就特别积极的给古天乐团队买零食，买各种用品，搬凳子。内心还是觉得很荣幸，很开心，还给朋友打炫耀，今天古天乐吃了我亲手，买的吃的。亲自坐了我给他搬的凳子。

年纪轻轻，就给古天乐搬过凳子，未来简直可期啊！

16年的时候，我25岁，决定辞职自己做导演拍戏。

当时《教室的那一间》制片人还在电视台工作，有着一份稳定且有面子的工作。为了把他拉出来和我一起拍戏，我就每天请他喝酒聊天。一个月后，他决定辞职出来跟我一起拍戏，他说，再喝下去身体受不了。

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我把剧本写完。然后和制片人一起开始找投资，我们遇到了形形色色的老板。基本是请他们吃饭喝酒的时候他们会扬言不差钱，钱对他们来说就是王八蛋，想赶紧扔出去。第二天，他们会跟你要剧本，我就给他剧本。然后跟你要项目介绍，我就给他们介绍。然后他们跟你要演员及主创资料，我就给他们资料。然后他们说，最近手头有点紧张，实在无能为力，兄弟，下次，几千万都不是事。

有次一投资人临时打给我们，要给我们一次请他吃饭的机会，但我俩身上都没有多余的钱，情急之下，我想起摩拜单车里，我还有299的押金。特别高兴，立即把押金退了，请投资人吃了饭。

临近开机的时候，有一半的资金还有没找到，急的我一周没有睡觉。

白天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样子和主创们继续推进工作，晚上就开始四处打借钱。当时做好最糟糕的准备，把能申请的信用卡，全部申请下来，然后透支所有信用卡，先开机再说。

那段时间经常自己给自己洗脑：机会只有一次，这次要是失败了，就再也翻不了身。还有那些说你不行的人，不能让他们得逞。

逐渐的发现一个阻止自己做事半途而废的好办法，就是每当你想妥协，想放弃的时候，想想那些不看好你的人，想到他们的冷嘲热讽，想到那副嘴脸，就觉得一定要把事情做出来。

在原定开机时间延迟六天后，17年11月16日，《教室的那一间》终于开机。

一部戏，我们碰到了不下五个人，跟你签了合同以后，直接撂挑子走人的。为了不影响进度，没有追究他们的。也遇到了在剧组起哄，想要分离剧组的人，也碰到了女演员的富二代男友在片场跟我大吵，抱怨剧组盒饭不能满足他女朋友的午餐要求。也有临时跟你要尾款，不给钱就不拍摄的演员。

在剧组临近杀青的几天，录音组和摄影组都没有把拍摄的内存卡给DIT备份，因为担心我们结不了尾款。制片人知道后急忙去协调，一顿求爷爷告奶奶之后，终于还是如常工作。

我和制片人几乎每天都在因为拍摄的问题吵架。大家经常看到的一幕是，我先在教室里组织拍摄，等换拍下个镜头，摄影师安排布光，准备机位的时候，我就到走廊和制片人吵架，吵一会副导演就出来叫我回去继续拍戏，然后制片人就站在走廊等我拍完出来继续跟他吵……

我们拍戏的时候也是很节约，比如，我们剧组只租了三节轨道，这在其他剧组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在拍外景主演们边洛客班走边聊天的时候，经常拍到一半喊卡，然后接上轨道，再接着拍。我想，这要是明星，估计早发火了。主演也好，摄影师也好，大家都是为了出作品，都是在解决条件上的艰苦。

有一天还是这么拍，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跟制片人说多加两轨道有这么难吗，能多加多少钱？制片人跟我说，多加两轨道倒是用不了多少钱。但是现在的设备车已经满了，多加轨道就意味着要多加一辆设备车，就会多加一个司机，然后会多一间住宿，你算一下这个钱？咱们有吗？当时我就懵逼了。永康

17年12月24日，平安夜，《教室的那一间》磕磕绊绊还是杀青了。当天晚上，整个剧组都很开心，除了我和制片人。

我俩躲在酒店里，一边抹眼泪，一边拿着信用卡套现，信用卡额度用完之后，我们就翻出通讯录，捋出所有有可能会借钱的朋友，然后开始一个一夹具的设计主要根据材料的实验标准及试样（特指成品及半成品）的型状及材质个打，那段时间遇到了朋友们集体投资，结婚，买车买房等事情，哈哈，所以多半是不借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谁相信我们未来会赚钱呢？

七天之后，终于结清所有尾款。

行雨者做后期的时候，我和制片人在上海郊区租了个清水房，剪了7个月。有天两位警察突然敲门查我俩的身份证，原来是因为我们房间里总是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而我俩几乎又不出门，被邻居怀疑做非法的事情，报了警。警察看着我们满地的硬盘，数据线，桌子上的几台电脑，两个油光满面的粗糙男人，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开黑吧的？我开玩笑说是。

警察走了以后，我和制片人沉默了很久，我对他说，我们现在确实像个黑吧，但是没关系，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有一天一定会像个咖。

这一年多时间里，好多人告诉我没有平台内部关系，没有资源，没有人脉，真的不能拍，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担心我负债累累，但是我不信，我觉得我们踏实把内容做好了，就一定会有人喜欢。同时我也做好了准备，如果真赔了，未来5到10年就打工还钱。

我觉得这个世界会给那些投机取巧的人空子去钻。也一定会奖励那些认认真真埋头苦干的人。

片子剪出来之后，我交给发行的朋友，告诉他，我们只是想要一个片子被爱奇艺看到的机会，没有更多的期待。

一周之后，爱奇艺工作人员看了前三集，决定买这部剧。

我在想，一部戏，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爆点猎奇炒作，没有名导坐镇好像也可以。

前段时间，给剧拍摄海报，因为预算有限。我和制片人决定用自己的钱来拍。入住酒店的时候，我跟制片人说，400块标间，300块大床选哪个？制片人想也没想说，咱俩就睡一张床呗，好久没有一起睡过了。我整个身体又紧了一下。

拍摄结束后，我俩躺在床上，制片人跟我说，有时候真怀疑自己做的一切，从14年到18年，出租屋还是那么简陋，交通工具还是地铁公交车，抢个2块钱红包还是笑的跟200斤的猪一样。这四年我们有什么变化吗？我说有啊，年纪不是大了四岁么？更何况我们做的片子得到了爱奇艺的认可，以后我们不用过太苦的日子了，终于可以升级到只是过苦日子的阶段了。

制片人又问我，你说咱们这么坚持下去，好像一直没个头，你会不会哪天突然想不开，像胡波一样选择死亡了呢？我说，虽然我在才华方面差胡波远了，但是在脸皮厚度方面他要差我一些，这是我被老师们从小夸到大的优点。

我就算死，也是死乞白赖的继续干下去。

14年2月19号，中午我在家就着两瓣蒜吃了碗拉面，就从阳泉跑到上海了，站在喝咖啡的来往的人群中，就没想过活着回去，我不怕困难和问题，我就怕没硬度计要怎么保养困难，没公司具有先进的装备和专业经验技术问题，压根就没人理你。

写下这么多看起来苦逼的事情，其实我们知道别说这个世界上，就这个行业里，也有很多人比我们更苦逼，也比我们更努力，我们不算什么。我只是想把这些苦中作乐的事情分享给大家，艰难的日子里有人和你一起作伴。